单应桂，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山东女书画家协会终身名誉主席、中国女画家协会顾问、第四届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单应桂艺术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原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春节刚过，单应桂老师打电话约我聊天，刚好，我也想约她，于是，我们就在电话里热烈拥抱了。
85岁的老艺术家刚刚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依然满面红光，一脸灿烂，头上的银发和脸上的笑容如梨花般盛开。甫一相见，便香郁扑面，悠悠环绕。当老人家迎出门儿来，挤出门缝的还有她一屋子的兰花，红的黄的白的绿的，挨挨挤挤，好不热闹。更热闹的还有跟在她身边的两个小“孙子”，一个小“孙女”。一个“孙子”头戴莲花，脚蹬莲蓬，胳膊腿像莲藕一样鲜嫩。这是她30年前就开始孕育，30年后才生出来的胖娃娃，奶胖的脸上还粘着奶渣，浑圆的额头上留着瓦片样的刘海，一双眼睛似曾相识，又很新鲜，小家伙连滚带爬地穿越了时空，扑闪着大眼睛望着我们，仿佛穿透了人间沧桑，让我们觉得不好意思，不知道谁老了，谁是孙子。
她的另一个“孙子”是一条卷着尾巴的小胖狗。穿着米黄色打底的连身衣裤，脑袋上盛开着一朵大红花，被绿叶捧着不知道献给谁，半张的小嘴还卷着舌头，仿佛一出声让你听到的是“妈，妈，妈”，而不是“汪，汪，汪”。
她的小“孙女”是一条妖娆的小蛇，一个大大的夸张的“福”字遮挡住弯弯曲曲的腰身，老人家担心我们不喜欢她这个小“孙女”，赶紧说，你们看，我为什么不用绿色，不用红色，而用白色加了装饰性的蓝色花纹？就是想改变她的形象，十二生肖里，就是她最难画，你看，她不是很可爱吗？不等我们回答，老人家又说，我画的时候，征求了家里阿姨的意见，她也说白色的好看，这就算是老百姓通过了哈。 在两个多小时的聊天里，单老师如此这般地被子孙满堂地环绕着，娇宠着。
——这就是单应桂先生和她年画里的世界。
作品《做军鞋》
在这个世界里，她找到了另一种语言和自己对话，和世界对话；她也听到了另一种声音，是自己的声音，也是世界的声音；这个向她走来的世界和世界的声音是什么呢？是一个民族文化思考的童心。在这个童心里，她见证了时代的发展，也见证了文化的轮回。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作为时代的影像告诉我们，在文化的行走中我们遗失了什么？为什么要寻找？优秀的民间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创新需要怎样的一种心灵冲动？
年画，作为一个艺术类别，来自民间，根植于民族的底端架构，其繁荣、衰落不仅仅取决于泥土，还取决于天地。
上世纪五十年代，单应桂先生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成为李可染、蒋兆和、叶浅予、李苦禅、刘凌沧等大师的学生，并在他们的指导和影响下完成了一幅幅具有时代气息的作品，自成风格，自成气象，成为一个耀眼的艺术家。
有一天，美院老师以“和平”为命题，让学生们作画，单应桂画出了一对门画，叫做《和平幸福》，画面上是两个丰腴的母亲分别抱着一个胖娃娃，胖娃娃们张开两只手臂，门儿一打开，就挥舞起来，仿佛争着让抱。李可染先生说，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年画，最高学府也得有民间艺术的营养，民间的，也是世界的。当时，同学们不知道，那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第一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画展，老师的命题创作就是向画展选送作品的。《和平幸福》被选中参展，她受到莫大鼓舞，第一次创作年画就参展，冥冥中她与年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个周末，她和同学逛街，走在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大街上，隔着马路，就听到有人喊她，一看，是李可染先生。可染先生是徐州人，他用浓浓的家乡话说，恁那个画我看见了，恁画上的那个小男孩一看就是恁们山东一带的。在那么多参展作品中，老师居然能记住她的画。老师高兴，她更高兴。年画，对一个年轻的画家来说，真的是一个鸿运当头吗？
何止于一个画家，在年轻共和国的童年里，年画也成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冲动。建国后，国家政务院发出的一号文件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新年画运动。这不仅催生出一批新生代画家，老一辈画家们有的也画起了年画，就连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也去潍坊杨家埠看年画，还写过一篇精彩的评论呢。年画，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时尚。我国著名的年画产地天津的杨柳青、江苏的桃花坞、河南的朱仙镇、山东的杨家埠也恰逢甘霖，显露出一些早春气象。
作品《母子情》
何为新年画呢？除了绘画手法的创新，在绘画内容上，则要求艺术家们找到与时代相呼应的契合点。也就是年画在画、刻、印一体化的表达程式上，首先要找到年画的新“样子”。譬如，在刚刚获得解放的山东农村，有些小媳妇违背公序良俗，压迫婆婆，甚至打骂婆婆，民间艺人就以这种现象为题材创作出年画叫做《打婆婆变驴》。可见，年画，也是一种民间教化浸淫在民族文化里，年画的“样子”也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样子”，一个时代的“样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时任中国美协副主席的华君武先生到山东考察年画，他召集美协相关人员开会，会后留下了单应桂，委托她代表中国美协在全国考察年画，尤其是出产年画的重点地区，并要求她向中国美协写出考察报告。
这时候的单应桂先生正处于国画创作的丰盈状态，她的《当代英雄》《铁索桥畔》《如果敌人从那边来》《沂水欢歌》等作品相继出版获奖，在社会和业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好评，也奠定了她在业界的地位。
但年画似乎是她艺术创作的一个宿命，从在中央美院读书时创作出第一幅作品，她找到了年画，找到了她的第一个“样子”，20年后，年画又找到了她，和她又一次相遇。八十年代中期，在她的呼吁下，山东艺术学院增设了“年画教研室”，她担任了教研室主任，并在50岁的年纪又进修版画，她主张，年画必须画、刻、印一体化才能体现出其独特性和艺术魅力；而程式化的制作本身也是一种工艺之美，刀有刀味儿，木有木味儿。同时，她还亲自办起了年画培训班，进行体验性教学，培养出一大批青年画家，把山东年画向前推进了一步。
其实，20多年来，她就从来没有放下过年画，无论怎样被冷落，被忽视，被下里巴人，年画始终是她的一个“不了情”。因为，年画是她文化的一个启蒙，童年的一个梦，艺术的一个魂，生命的一段血脉，如同一颗种子，无问岁月，无问西东，悄悄地长在她的年轮里。
单应桂先生出身书香门第，济南府的泉水里曾流淌过她家族的文脉。日本侵华战争改变了她的命运，四岁多就跟随母亲逃难到菏泽一个叫长屯的村子，和许多土孩子一样拔草、拾柴、挨饿。那时候，年画就像田野里的一片片野花，无关贫瘠，无关冷暖地生长着自己的季节。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几乎人人都有一个珍藏的本本，被精心地包上封皮，本子里夹着各种“样子”，绣花鞋的“样子”，衣服的“样子”，虎头帽的“样子”……眼花缭乱，美不胜收，简直就是一部民间艺术的百科全书。更壮观的是家家户户的年画、楹联、炕头画、门画，几乎每户人家都是一个壮观的装饰群，从大门儿到迎壁墙，再到庭院，屋门儿，窗户，墙壁，相互照应，蔚然成趣。这些原始的年画符号就这样长在民间的泥土里，即使战乱也躲在偏远的角落里不甘寂寞，隐忍中释放着生命力。逢年过节，孩子们成群结队地赶大集，跟着爷爷奶奶到小摊上花几分钱买一张财神爷、灶王爷，再买一张头顶莲花的胖娃娃或早生贵子之类，回家隆重地贴在墙上，乡下人就用自己的图腾在天地间完成了一个连接。
单应桂作品
小时候，除了年画，单应桂最喜欢的还有剪纸，花花绿绿，五彩缤纷。乡村的土墙上窗户上门楣上随处可见，“三顾茅庐”“老鼠娶亲”“黄鼠狼嫁女”……蜿蜒了古今往来，戏里戏外。今年贴了来年贴，贴了一辈子又一辈子，即使土墙倒了，也丢不了这些祖传的经典。冬天里，寒风呼号，饥肠辘辘，躺在被窝里，读着这些年画、剪纸，懵懵懂懂的童年里便长出了粮食 。那时候，她从未想到，这些年画的“样子“和“样子”里的故事会影响她的一生。
从这些童年里的年画里，她读出了一个民间的童心，这个童心伴随着一个民族从远古走来，挽着帝王将相公子王侯，挽着草民百姓的万丈深渊蹒跚走来，却依然长出了眼睛里的绿洲，生命中的萌动。
银发灿灿的单应桂先生，每每说起那段逃难的岁月，就像跨越了一座座雪山，过滤了苦难，拾遗了珍宝。她似乎淡忘了寒冷、饥饿，甚至也淡忘了乡亲们的愁苦、褴褛，和头上的虱子，记住的是那些残旧的土墙上窗户上大门上经久不老的年画，那是一个深入骨髓的传承。
一部年画史，也是一部民族史。她说，在年画里，不仅有风土人情，文化图腾，还有农民眼里的政治幽默。潍坊杨家埠的年画史上，有一幅著名的作品叫做《慈禧太后逃长安》，画的是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仓皇逃往西安。这位杨家埠的民间艺人，把慈禧描绘成一粗粝农妇，骑着一头小毛驴，神情恍惚，失魂落魄，光绪夹着包袱紧随其后，包袱里还露出两个偷来的玉米。一代帝王狼狈之态就这样成为历史的“样子”。
当她受华君武先生委托去潍坊考察时，她发现，这一工商重镇在历史上曾何等的繁荣昌盛，气象阔达。这是一个区域商圈，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们集散了大宗商品，也挟裹着杨家埠的年画流向南北东西，盘升了商值，滋养了文脉。久而久之，潍坊成为一个年画交易中心，杨家埠也成为中国民间的一个梦工厂。在这个民间艺术的作坊里，被压抑的民间情绪居然酿造成一种反叛、嘲讽和窃窃自娱，为民间精神挤出了一个小小的出口。仅慈禧太后逃长安这一故事情节，就在杨家埠艺人的笔下诞生出不同版本，有的做成四条屏，把慈禧画成一丑陋老媪，坐在破旧马车上，旁边跟着两个寒酸随从。慈禧回宫后，杨家埠的艺人们又创作出新年画，并配上打油诗：红毯铺地三尺厚，黄纱罩顶把天蒙，五里一墩来护驾，十里一堡夹道迎，回京不比离京时，一走走了三年整。这就是清末年间年画里的政治和民间幽默，也由此可窥民间文化生态之一斑。年画，有时候也是老百姓眼里的一个哈哈镜，镜子里的人间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沉重和背负，丢了江山的帝王们不是还偷了两个玉米嘛。
原来，所谓苦难，所谓心灵史，被童心的视角一翻转，就有了另外的价值，如同快乐的眼泪里也能投射出痛苦一样。单应桂先生说 ，有一次，美协组织活动，她们做了一批袋子，袋子上印的图案就是老鼠娶亲，美国朋友们特喜欢，他们高兴地挎在肩上说，这才是中国的，我要把中国的老鼠带到美国去。我们当然期待民族的“老鼠们”漂洋过海，娶上黄头发蓝眼睛的洋媳妇，再生出一帮洋孙子来，因为，迪士尼的“猫和老鼠”早已陪伴了中国好几代人，并不知不觉让我们代孕了人家的文化子孙。由此看来，无论哪一个民族的行走都需要文化童心的关照，只有不断轮回于精神的童年里，这个世界才会长出自己的“样子”。日本动漫用了30年改变了大和民族的形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美国梦工厂好莱坞，他们向世界输出了美式价值观。原来，人类内心的强大和自信源自文化童心的思考和扩张。
作品《湖上婚礼》
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的一次激情爆发，童心萌动。如同走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开始另一种探索和寻找一样，不是找回原来的，而是以新的眼光去发现世界，发现自己。年画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进入了一个新的轮回。
八十年代初的杨家埠，年画的老作坊里依然浸淫着往日的传统，坚守着固有的程式，但，在时代潮流下，年画在商业价值的呈现上已江河日下，其社会地位和民间期待亦渐行渐远。一个巨大的瓶颈成为年画发展的大山，这个瓶颈是什么呢？
作为年画，且不说，首先需要画家们创作出好的“样子”，同时，也需要艺人们刻出好的模版，而这些年画的重要元素，却在我们的文化行走中不知不觉分离了，走丢了，要么没有好“样子”，要么没有好刻工。不仅是民间艺人能绘画的越来越少，艺术家们也越来越找不到年画的“样子”了，不知是艺术家丢了“样子”，还是“样子”丢了艺术家。何止艺术，很多时候，很多行业，都是我们“沦陷”了自己。
于是，痛苦，挣扎，寻找。时代要求艺术家单应桂们找到老百姓喜欢的年画“样子”，而那个“样子”必须和他们心里的这个“样子”重合起来，才“当随时代”。
1982年，她创作出新年画《母子情》，她带着这个“样子”去了杨家埠，见到杨家埠的传人杨修义老先生，杨老先生一见就喜欢的不行，他说，这就是我心里想要的“样子”，老百姓也保证喜欢。很快，杨老先生就将这幅画刻出来。这幅作品，也成为新时代新年画创作的一个代表作之一，并入选全国第六届美展。
在这个时期，像许多艺术家一样，单应桂先生的创作也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1984年，她去微山湖体验生活，在如诗如画的碧水莲花中恰遇渔民婚礼。一船欢笑拉着满船祝福，一船乐队醉了一湖春水，这一改革开放背景下渔民的幸福时光被她浓缩在一方色彩浓烈的画面上，她以此为素材创作的《湖上婚礼》入选全国美展，获二等奖。同一时期，她还创作出《春风》《山村妇女组画》《高原组诗》《八月的文都》等作品。她说，那些年那些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忙最快乐最幸福的大好时光。她的丈夫秦胜洲先生是个优秀的版画家，每到暑假，她负责画出“样子”，丈夫负责刻版，儿子帮着印，天天忙得不亦乐乎，房间里，院子里到处挂着他们一家人的作品，她把一个个时代的“样子”融进了一幅幅画作，也把生命中最美好的“样子”留给了时代。
单应桂先生说，她的艺术成就和人格形成无不受益于一代大师。黄宾虹先生喜欢赶集逛菜市，买了白菜萝卜回家照着画素描，还经常把同行的作品挂在家里，他说，即使他们画的比我差也有比我好的地方；李可染先生出版了画集，她买好一本下课时请老师签名题字，可染先生说，我拿回家签好后送给你吧。第二天，先生签上大名，题了长款盖上印章送给她。可染先生八十大寿时，她给恩师祝寿，先生说，你的年画很有特点，艺术不能要的太多。当她沉浸于年画创作的激情中，她的恩师叶浅予先生眉眼胡子里都是赞赏，他说，别人经过国画的专业训练后走向了阳春白雪，你却从宣纸绢素一转身去了民间。当她在八十年代硕果累累时，叶先生说，你该出本画集了，我给你写序。叶先生很快就把写好的序给她寄来，但她的画集却因故拖延下来，直到叶先生去世。于是，叶浅予先生的文章没有成为她画集的序，却成了她艺术生命中的开篇，每每打开都受益无穷，即使大师已成背影。
作品《春牛图》
在年画创作的道路上，每每遇到困难，叶浅予先生都给她鼓励和帮助，她呼吁山东艺术学院增设年画教研室也得到了叶先生的支持。七年后，这个教研室下马了，她精心培养的学生们相继画起了国画，单应桂的心情也走进了冬季。
有一年冬天，叶浅予先生来济南讲学，他让单应桂寻找一个人，这个人是叶老的学生，单应桂的学弟，一个山东画家。文化大革命，叶浅予先生被红卫兵揪斗扔石子，一个高大的汉子挺身而出挡住了老师。叶先生用眼睛的余光记住了这个学生，这个山东男人。后来他才知道，这个学生保护他的时候，就已经被学校开除学籍了。20年后，叶先生找到了他的学生，单应桂放下手里的创作和叶先生一起为学弟奔走呼吁，疏通上下，最后，这个学弟被平反。
作画也是做人，做人也是作画。单应桂先生之所以达到了艺术创作的高峰，首先是她的人格魅力成全了她的创作。几年前，她就把自己一生的创作精品全部捐献，一部分捐给家乡高密，一部分捐给山东艺术学院，一部分捐给山东美术馆，一部分捐给临沂她曾经体验生活的地方。她知道，有目的活着是给生命上妆，回归自然，回归童心是给生命卸妆。
去年夏天，单老师打电话邀我去看她的画展，偌大的展厅里，我看到了单老师一批新作蓬荜生辉，最惹眼的就是她的小胖狗孙子，在鸡年的夏天里，小狗孙子呼之即出了。她说，她要回归年画，重画12生肖，这是中国年画的“地气儿”。那一天，我又看到了一个艺术家永远的18岁。
后来，她告诉我，在她80岁那年，她重回第二故乡菏泽长屯，去寻找年画，寻找年画里的童年。
在长屯，有她童年时代最要好的三个小伙伴，她找到了其中一个，她抓住这个80多岁的小伙伴的手问，那一个呢？他住在哪里？80岁的小伙伴说，他住在我的老宅里，我住在他的老宅里。那一个小伙伴家里是地主，这一个小伙伴家里是贫农，土改时两家的老宅被政府换了个。单应桂听着，听着，再也不敢去找另一个小伙伴了。历史岂不也是一张年画？85岁的老画家没找到童年的“样子”，而历史的“样子”让她理解了年画。
长屯之行，她想到了一同逃难的弟弟。日本投降后，父母把弟弟送去参军，在欢送新兵入伍的大路旁，16岁的弟弟握着她的手，一脸神圣，只对她说了一句话：“再见”。这个场景永远地定格在她的记忆里，也成为《参军图》的创作元素。弟弟后来上了军校外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这个才华横溢的弟弟文革时却因家庭成分被折腾得精神分裂住进医院，而在医院里，学校还派人去录他的口语用于教学。不正常的弟弟在不正常的年代里依然把生命的精彩留给了社会。
20多年里，一幅《参军图》被单应桂画了三遍，弟弟去世后，她说，她还要画第四遍。一张16岁的脸，一声“再见”，画一次复活一次。在她的艺术表达里，每一个生命的连接，每一个童心的轮回，都滋养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之根，带着未被破坏的自然性，矫正着前人的脚印，不断为社会植入新的活力。
从长屯回来后，她主持成立了“单应桂艺术基金会”，旨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学子们。她还是放不下年画这个“不了情”，也依然为当年匆匆下马的年画教研室耿耿于怀。生命的晚霞里有童年做伴，每一笔设色，每一根线条都是她深情的呼唤。或许有一天，年画也成为一个文化遗产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成为子孙后代的寻找。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申遗”呢？就是因为我们丢了太多的东西，向谁去申呢？有些“遗”是长在灵魂里的，能“申”来吗？
坐在单老师的客厅里，我又想起了叶浅予先生的故事。她说，20年前，叶先生仙逝，她去北京参加叶先生的葬礼，在八宝山公墓，叶先生的遗体还未推进告别大厅，她就听到叶老女儿的大声哭叫：爸爸，你的胡子呢？你的胡子哪里去了？原来，化妆师给叶先生入殓时，把他的胡子刮掉了。
胡子，是一代大师叶浅予先生的一个著名标志，在那个时代。
今天，单应桂先生的“样子”和寻找，会和历史相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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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子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