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期鹏
在一次小型书画品鉴会上，我引述了书画家杨福音先生的一个观点：“如今大学中国画教学的害处，在以英文代古文，以素描代线描，全盘西化。前者无法提高中国人的文化品格，后者破坏中国画。”杨先生甚至疾声呼吁：“将素描从中国画中清除出去。”
这个观点很犀利。犀利的观点难免偏激，并且带有情绪化色彩，很容易引起争议。但我以为，就目前中国画的状况而言，杨先生的话虽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也不无纠偏拧误的作用——至少是一个直击时弊、刺痛神经的提醒——我们都在说中国画出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算不算问题之一呢？可是，能够赞同和接受这个观点的人并不多。因此，当玉琦先生的手与我紧紧地握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到特别温暖，也特别有力量。
人可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人与人之间心灵的距离，有时候是世界上最为遥远的，有时候又是最为切近的。握着玉琦先生那双温暖、有力的大手，我觉得我们之间已经不必再说些什么，许多神秘的心灵感应都在这“一握”之间愉快地传递交流，初次见面就如老友一样亲切和熟悉了。这可真是世间难得的美好。
那一天，他面对朋友新创作的一幅山水大画，反复强调线条的重要性，反复强调要多用中锋、少用偏锋和侧锋，反复强调要与古为徒、承续传统。他甚至认为，对于一个有成就的中国画家来说，线条就是生命线。纵观历代中国画大家，都是大书法家。但时下画中国画的，很多人不愿意拿出时间来下苦功夫练书法，急于求成，急于画了几笔就粉墨登场。另外，部分美术院校的教学偏差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一个时代病。
这些话也仿佛发自我的内心，让我在内心深处频频向他致意。我略感奇怪的是，这些话竟然是出自一个大写意花鸟画家之口。因为我们知道，大写意花鸟给人的直观印象是意象和结构，是色墨的挥洒、情绪的宣泄，是浓墨重彩的视觉冲击。我原以为那样的画家都是大笔一挥、不拘一格，喜欢求新出奇的。从玉琦先生的话语里边，我看到了自己的浅陋和对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误解。我读中国传统大写意画还是太少，也没有真正深入进去，于是被时下那些画家们误导了。
的确，就中国画而言，不论是人物、花鸟，还是山水，历来都是讲究和注重线条的。有时，称之为“唯线条论”也未尝不可。潘伯鹰先生在论述“书画同源”问题时就曾明确指出：“我们中国的画和字既然同出一源，而这个同源的画和字又都是同以线条为表现方法的。中国的画，到了后代虽然演变出了许多方法，有渲染、没骨等等，但主要的，始终仍依靠原有的线条表现。中国的字是从这些图画的线条中演变、简化而成。因之，历代以来线条上的同源共命，是书画一体的唯一因素。”只可惜，我们现在的许多书画家已经摒弃了这一传统，让中国当代书画变得不伦不类起来了。
那么，在这样一个浮躁和功利的时代，玉琦先生是怎么做到恪守传统，不为时风所动的呢？我们只要略略了解一下他的绘画之路，就会发现一切都是其来有自。
他出生在山东临朐田集村，据说村中有十七个姓。高家虽然不是大族，但上天眷顾，出了不少文化人。他的父辈们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有的还十分擅画。母亲则是剪纸能手。他虽然年幼失学，但自小就生活在这样一种艺术氛围里，耳濡目染，还是表现了难以压抑的绘画天分。后来，他利用干农活和当石匠、木匠、编匠的间隙，苦临各种连环画，在纸片上寻找铅笔线条的感觉。之后又凭着这点本事，辗转进入了临朐县文化馆，开始学画年画。1981年，他的年画《献寿图》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展览，从此走上了绘画之路。
也就是在这个文化馆里，他开始接触到齐白石、李苦禅的资料，更是喜欢上了崔子范先生的绘画风格。其后他进入山东艺术学院美术系进修、学习，因为主攻民间美术，有机会涉猎了年画、壁画、画像石、石刻、佛像、彩塑等众多民间美术门类，眼界大开，画工日进。其间创作的《选花布》和《故乡的梦》，分别入选了第九届全国版画展和文化部、中国美协等举办的全国年画大展。
对于一个青年学子来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已经是殊为难得了。但年轻的高玉琦并没有在这个领域中沾沾自喜，他所钟爱的还是大写意花鸟，他所仰慕的还是绘画大师崔子范先生。因为他认识到，中国画的大写意，主要在花鸟。这是中国人发明了毛笔和宣纸后，创立的一个有别于世界任何一个画种的表现形式，是浓缩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笔墨精华。而崔子范先生，则是中国大写意花鸟的一个代表。就在这样的苦苦追寻与渴盼之中，他终于在1992年拜崔子范先生为师，一条宽阔的绘画正路在他的面前展开了。
高玉琦，山东临朐人，大写意花鸟画家，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大写意花鸟画大家崔子范先生的学生。
正像时下的许多艺术门类一样，恪守传统的人必然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一个戒除了投机取巧之心、与“时风”逆行的人，需要坚定地拒绝种种诱惑，持正守中，不慕名利，茕茕孑立，孤独前行。在这一点上，他极好地领悟了崔子范先生的谆谆教诲：“一个画大写意画的人，六十岁前后出山是正常的，白石老人六十岁时尚在变法，真正画好在七八十岁，吴昌硕的画也是晚年的好。一切都需要厚积薄发。”要知道，那个时候玉琦先生已近不惑之年，他的许多同龄人已经成为大大小小的“名家”，崔老却要他再下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一辈的苦功。这对于一个身处滚滚红尘的青年画家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考验啊。
而今，二十多年过去，玉琦先生经受住了这种考验，并且向恩师交出了一份份出色的答卷。我们看他那一幅幅大写意花鸟画，那种力透纸背的笔墨功夫，那些在树、果、花、草、禽、鱼、虫、鸟之上展现出的线条和色墨意趣，不仅可以让人鲜明地感受到崔老的风范，感受到中国传统绘画的魅力，也可让人感受到他的扎实深厚、坚定执着，以及内心涌动着爱憎与激情，一种人格的伟岸与高洁。他是与古为徒的，又不是泥古不化的。他的笔法古拙而又自由、奔放，表现的是自我的情感、内心的世界、时代的精神。这也正如明人王世贞评沈周的画时所说：“无一笔不是古人，而靠心中一派天机发之。”
可贵的是，今天的玉琦先生仍然像一个小学生那样谦逊。他对我说：“现在的画家‘出名’太早了，想要的东西太多了。名利所累，不光损毁了情志，也损毁了身体。很多青年画家的绘画，已经没有了线条功夫，用笔也没了中锋，大量的涂、抹，甚至刷、泼，对中国画实在有害无益。”显然，他始终没有忘记崔老的告诫，他甚至已经把那番告诫融化于血液之中了。这份难得的清醒与坚韧，在当今书画界，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称奇并且由衷心服的事。
记得著名哲学家叔本华曾经说过，各个时代都有两种彼此平行、互不相涉文学，一种是真的，一种则似真实假。前一种成长为永存的文学，它由那些为科学或诗而生的人们所推动，严肃而沉静地走自己的路，非常缓慢。后一种由那些靠科学或诗混饭吃的人们所推动，在同伙的鼓噪之下飞快地发展着。但几年后人们会问：它们哪儿去了？他们那么早、那么响当当的声誉哪儿去了？这是一种流逝的文学。其实，书画又何尝不是这样。清人石涛就曾说过：“画事有彼时轰雷震耳，而后世绝不闻问者。”看来，这种现象古今中外皆然，只是当今的中国书画界尤甚而已。但也正如叔本华、石涛所言，那些整天盯着名利、盯着市场的“书画家们”，不论因什么人或什么利益集团为之吹捧、包装、运作而曝得大名，终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灭。时间，永远是最公正、最不留情面的裁决者。
玉琦先生说：“学问要一点一点做，功夫要不间断地练习，要有‘怀素书蕉’和‘崔子范画报纸’的精神，积跬步至千里，累千寻为顿悟。昆山之玉定难采，欲登太行无坦途。艺无止境，或许永远在路上，但要有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更要有气定神闲的学习态度，耐得寂寞，修心养性，上层楼穷千里目。”
这样一个画家，他的将来是能够限量的吗？当然不能。现在，他已经在大写意花鸟画上飞得很高。他到底还会飞多高呢？我们恐怕都无法回答。那么，就让我们静静地期待吧……（2018年7月10—12日于济南垂杨书院）
张期鹏，1967年2月生，山东莱芜人。现居济南。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鲁东大学兼职教授，垂杨书院创建人之一。著有散文随笔集《啊，莱芜······》《淡淡的背影》《做个真正的读书人》《美游日记》，书话评论集《莱芜现代三贤书影录》《高莽书影录》，主编有《春声赋----张炜创作40年论文集》《人淡如菊----自牧60初度友声集》等，曾获山东省第七届刘勰文艺评论奖。业余以坚定的文化自信，致力文化传播和阅读推广，努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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