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训佐：略论当代书坛的几个误区

郑训佐先生

郑训佐先生的书法作品

郑训佐先生的书法作品　

理性精神的失落

　　在经历了经院的洗礼之后，渴望山林的朴野与跌宕；在经历了理性的约束之后，向往非理性的躁动与迷狂，这是文化史上带有普遍规律的现象。综观中国文化界的现状，无疑正面临着这样一种历史的转换。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所形成的各种文化价值正以空前之势淡化甚至瓦解，随着社会心态的变化而滋生的恍惚、散漫的浪潮，却与日俱增地弥漫于文化界的各个角落。诗人们开始舍弃传统的理想王国，把更多的笔墨泼向瞬间的感受或潜意识的流动；画家们更是怀着一种焦虑的心情，在原始艺术或其他艺术门类中寻找灵感爆发的契机。抽象、扭曲成了时髦的风尚。其表象可谓扑朔迷离，其心态可谓幽微飘渺，其情致可谓归趣难求。艺术的丰富于此可见，人们的困惑也由此而生。在这艺术的狂欢时节，书法界也扮演了狂欢者的角色。

　　在中国众多的传统艺术形式中，书法是一门既十分高雅又极易世俗化的艺术。从审美层面上看，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历代书家或追求雍容华贵的庙堂气象，或体现温润秀雅的书卷气息，皆以不火不急、顿挫有节为理性的规约，久而久之，便不可避免地于法度森严中表现出板滞，于庄重博雅中流露出矜持，最终形成了高度的程式化。其间虽不乏具有创新意识的书家，但从总体上审视，庙堂派和书卷派仍占据了主流的位置，从二王到初唐三大家，从赵孟頫到董其昌，就大致反映了这样的轨迹。另外，书法又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艺术，承担了文化载体的功能。作家、学者以此作为从事文化活动的手段，普通百性也以之作为日常交流、表情达意的工具。这样，书法在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朝“为艺术而艺术”的方向迈进，呈现专业化、高层次的特色；另一方面又因必须顾及到实用性，朝世俗化的方向推移，而艺术的世俗化往往就是艺术的简单化。虽说艺术有雅俗之分，但一旦落实到实践中就形成了僵化的规则。这在笔画的起按顿挫、章法的设计安排和落款印鉴诸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所有这些，对早又风流云散的古人而言，自是一种内化的心理定势，基本符合其精神欲求；但对已经脱离了传统文化氛围的今人，则成了必然要冲破的禁锢。

　　于是，甜润温厚被辛辣苦涩所代替，逸乐的精神逍遥成了灵魂痛苦的漫游。于是，避免温软，追求张力；反对和谐，强调失衡；剔除圆熟，接近生涩；甚至宁可以丑为乐，也不愿与美结缘。这是人格上的返朴归真，艺术上的审美历险，正是通过它们，达到了艺术的超越之境的状态。但这种承担着严肃的历史感与道义感的亮点只体现在部分书家身上，而另一部分追随者却如盲目的过江之鲫，因为他们根本不理解非理性精神到底应建立在什么样的哲学背景和美学基础之上。

　　那么，就书法而言，与传统的理性相对抗的非理性精神的具体内涵又是什么呢？以笔者愚见，首先，它深恶痛绝的应是僵化的程式而非艺术技法本身。任何事物都是本末不二的。对艺术来说，技法与意境相比，虽处在末的地位，但却是艺术的载体，即所谓“有意味的形式”。因此，技法的完全失落必然导致艺术本体的崩颓。历史上带有非理性特征的艺术叛逆者，在追求怪诞、险峻的同时，无不紧握“技法”这一灵魂的救生筏，以避免灭顶之灾。王铎是为当代书家竭力推崇的大师，他既陶醉于艺术的狂欢中，尝受陌生化的快感，经历震颤的愉悦，又十分清醒地依恋着传统的家园。翻开他的作品集，各种临本琳琅满目，真可谓陶冶百家，然后自铸风貌。因为书法的创新不同于其他艺术，画家可以模仿自然，作家可以观照生活，唯独书法只能基本上以文字为创作的对象，而历史上的诸多名迹则是师法的最好蓝本。因此，书法的反传统、非理性常常是出入于历史的艺术回旋，横越于古今的审美体验。“扬州八坚”之一的郑板桥，人们向来以怪诞视之，但他早期的正书作品《秋声赋》却是正宗的传统产物，一笔一画，皆有来处，顿挫之间未尝失度。此后与僵化的“台阁体”相对抗的“乱石铺街”的作品，在杂乱中呈现秩序，于险仄中表现安详，其技法的厚实与前期的动力一脉相承。它抛弃的只是因为分循规蹈矩而造成的艺术的局促，因迎合世俗品味而滋生的精神委琐。当今一些书家的误区正在于把传统与现代隔绝开来，把技法与创新对立起来，结果所谓的“风格”只是无迹可寻的臆造。其怪诞因失去了历史的内涵而流于荒唐，其陌生化因缺少文化情味而堕入粗野。这种现状触目皆是。一些书家呈现给世人的作品，除了不衫不履，还是不衫不履，让他们写一幅形态端方的正书，如攀登蜀道。其娃娃体并非不失赤子之心的返朴归真，而是为了藏拙；其粗狂气并非胸有块垒不得不吐，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是无技法素养的表现。这种倾向与非理性精神的实质风马牛不相及。其次，非理性并不是非逻辑、非秩序。其“非”乃在于对传统理性中程式化、板滞化的否定，以树立一种崭新的艺术风格。从这种意义上说，所谓非理性只是以新理性代替已经沉沦的旧理性而已，当今书坛要完成艺术的蜕变，首要的工作是对传统书法进行全面的审视，找出影响裂变的障碍，然后提出新的美学思想，并把它落实到创作中。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某些书家和评论家那里，粗暴的否定太多，历史的描述太少；感性的喟叹太多，而理性的建构太少。所以，虽然喊声震天，陈旧的殿宇夷为废墟，传统的家园开始荒芫，但却没有新的丰碑矗立起来。以思想界为例，人们都知道尼采是近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大师，一句“上帝死了”的名言宣告了经院哲学的结束，新的生命哲学的诞生。但他对旧传统的否认，经过了一番合理的论证，对“上帝为什么死了”、“上帝死了之后人类应如何面对世界”等问题都有深入的探讨。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人信服的描述与建构，习惯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西方学者绝不会拜倒在他的脚下，其思想更不会越过疆界，给鲁迅等东方巨子以飓风般的震动。这方面的例证在中国书法的转折期也能找到。早期碑学的倡导者，对传统帖学的反动带有一定的非理性色彩。虽然有时难免武断，但许多看法仍不乏真知灼见，有的已为日后书法界的发展所证明。总之，历史转型时的书家，都是既以历史为鹄的，又以历史为本；既大胆地进行非理性的破坏，更注重理性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