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立西晋泰始八年（272年）的《晋任城太守夫人孙氏之碑》（习称《孙夫人碑》，原碑在新泰新甫山下，今移存泰安岱庙），高2.5米，宽0.97米，厚0.2米。其碑制在泰岱诸碑中虽非居其尤者，但在晋碑中却堪称巨制（与《太公望表》、《郛休碑》并称晋三大丰碑）。如从碑石时代来考察，则其颇具独特之处。
东汉世家大族大兴厚葬之制，刻立丰碑巨碣成为一时风气所尚。但自汉末曹操柄政后，便开始厉行禁碑政策，《宋书·礼志二》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205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这一禁碑令，后来成为魏晋南朝的通行政令。西晋咸宁四年（278）晋武帝便重申碑禁：“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宋书·礼志二》）
但就在这两首禁碑令诏之间，巨制丰碑《孙夫人》却赫然出现在泰山，故其事实非比寻常，而为金石学家所瞩目。刘涛《魏晋南朝的禁碑与立碑》文中便论及此事：“现在能见到的西晋碑刻极少。《皇帝三临辟雍碑》（278年）是纪盛的朝廷之制，《太公吕望表》（289年）是祭奠前贤之作，都不在禁断的私碑之列。《郛休碑》（270年）和《任城太守孙夫人碑》（270年）是私家墓碑，《郛休碑》说郛休卒而‘天子闵悼’，显然立碑是得到朝廷的许可，估计《孙夫人碑》的刻立亦然。“（见《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3期）
刘文推测《孙夫人碑》在碑禁时期出现，应有非常之背景。颇具卓识。窃以为此事此实反映了泰山羊氏在晋初之不凡荣遇。
碑主孙氏之夫，属泰山羊氏之族。其族为衣冠巨族，汉时已“七世二千石、卿、校”。羊族与司马氏集团关系密切，羊门之女羊徽瑜为司马师之妻，在司马氏代魏更替中，徽瑜之弟羊祜、羊琇更立下了汗马之功。故西晋立国，羊氏“宠遇甚厚”，族势达到极盛。《孙夫人碑》刻立之泰始八年，此时正在羊徽瑜居太后之尊，羊祜、羊琇手握雄兵之柄，羊族势如丽日中天之际，故朝堂虽有禁碑之令，而羊族恃其贵盛，仍敢为违制之举。若谓《孙夫人碑》或如《郛休碑》之获特旨允准，则未见必然。盖孙夫人非重臣名将，不可能声达宸听，如确有特旨，则为殊荣，碑中必扌离笔述记。今碑无其文，似说明并非奉旨刻立。
其二，羊氏出身山东衣冠旧族，立碑刻石本为其族之文化习尚。东汉碑铭大师蔡邕便是羊祜之外祖。东汉末为羊续立有“羊续碑”（见于《魏书·地形志》）；羊祜卒后，襄阳故吏竞为其立碑颂德。事均见于史传。可见其族素重丰碑大碣。而《孙夫人碑》“文、字皆袭蔡（邕）体”，亦可窥其族碑石文化风尚。故孙夫人碑之刻立，实羊族素有文化传统之使然。
其三，魏甘露二年（275年）王俊撰《表德论》述其弟大将军参军王伦遗美，言：“只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行事，就刊于墓阴”（《宋书》卷一五《礼志二》）。说明禁碑令在曹魏被认真执行，虽大臣如王伦亦不能例外。而入晋后羊族却擅作违制之举，除了以其时荣贵无替，且因司马氏集团乃依士族为其主要政治支持力量（详陈寅恪《书世说新语四始论后》），故于士家多所优容，甚至予以种种特权。所谓“王（士族）与马（皇室）共天下”，虽为其后之事，然业已导源于此。此为读《孙夫人碑》之又一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