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州云峰山郑文公碑：刻在石头上的《兰亭序》

郑道昭与云峰刻石探秘

      吕茂东

 [摘  要]：《郑文公碑》是郑道昭为父“改谥正名”而刊。撰文者郑道昭。书丹者“程天赐”。“程天赐”是东莱人，或崔挺弟子。《郑文公碑》是东莱文化、齐文化、鲜卑族文化大融合的产物。“草”字非妄添。试补《论经书诗》和《九仙题字》十六个缺字。郑道昭修道炼丹。

《郑文公碑》为何而刊？何人撰文？何人书丹？“草”字是否“妄添”？《论经书诗》缺失何字？道昭是否“妄仙”？如此等等，笔者呈一拙见，探讨其真实的历史面目和文化源渊。

改谥正名

史载郑羲中书令一职不是由正当途径升迁的，他任西兖州刺史时贪财受贿。太和十六年（492），郑羲死，尚书请示为其谥为“宣”。“宣”是褒意，《谥法》曰“施而不私曰宣”。孝文帝不准，诏曰：“盖棺定谥，先典成式。激扬清浊，治道明范。故何曾幼孝，良史不改‘缪丑’之名；贾充宠晋，直士犹立‘荒公’之称。羲虽宿有文业，而治阙廉清。稽古之效，未光于朝策；昧货之谈，已形于民听。谥以善问，殊乖其衷。又前岁之选，匪由备行充举，自荷后任，勋绩未昭。尚书何乃情遗至公，愆违明典！依谥法，博闻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可赠以本官，加谥‘文灵’”。“灵”是贬意。《庄子注·则阳》曰灵是无道之谥。“文灵”这个谥号，对于郑氏家族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莫大耻辱。郑羲葬在荧阳没有立碑，十九年后，道昭才为父刊碑天柱，又造碑云峰，正是缘于此故。

在《郑文公碑》中，孝文帝钦定的谥号被篡改了，那个评价郑羲“政阙廉清”、“不勤成名”的“灵”字不见了。碑文曰：“谥曰文，祭以大牢”。下碑碑额“荧阳郑文公之碑”也无灵字。北魏灭亡后三十一年，道昭子述祖任北齐光州刺史，在天柱山镌《天柱山铭》，又将郑羲的谥号改为“文贞”。道昭将谥号去一字，述祖将谥号改一字，父子为郑羲“改谥正名”，用心可谓良苦。

北宋赵明诚将《郑文公碑》收入《金石录》时，曾曰：“魏史列传与此碑皆云羲荧阳开封人，碑又云归葬于荧阳石门东南十三里三皇山之阳，而碑乃在今莱州南山上，摩崖刻之。盖道昭尝为光州刺史，即今莱州也，故刻其父碑于兹山。······《传》云，羲卒，尚书奏谥曰宣，诏以羲虽宿有文业，而治阙廉清，改谥为文灵。今碑首题曰‘荧阳郑文公之碑’，其末又云加谥曰文。《传》载，赐谥诏书甚详，不应差误，而碑当时所立，必不敢讳其一字。

 碑文曰：“公禀三灵之淑气，应五百之恒期，乘和载诞，文明冠世。笃信乐道，据德依仁。孝悌端雅，置言愍行”。“常慕晏平仲、东里子产之为人，自以为博物不如也。蕴斯文于衡泌，延德声乎州闾。”道昭说其父郑羲禀承天、地、人三灵之美，应五百年出一圣人之期，乘和而生，文明冠世。又说其以春秋之时的齐国贤相晏婴、郑国贤相子产为榜样，德声扬于州闾，这是对孝文帝赐谥诏书“羲虽宿有文业，而治阙廉清。稽古之效，未光于朝策；昧货之谈，已形于民听”的否定。碑文 “绵荣千载，联光百世。自非积德累仁，庆届无穷，其熟能传辉踵美，致如此之远哉！可谓身没而名不朽者也”，更是对“文灵”谥号的反驳，对朝廷不满情绪的宣泄。

《郑文公碑》是郑道昭为父“改谥正名”而刊。千百年来，人们一直称郑羲为郑文公，不知当称其为“郑文灵”。

碑与史不合之处

《郑文公碑》除了郑羲的谥号，还有几处与史籍不合，既有碑伪，也有史误。

碑载郑羲之父郑晔，“拜建威将军，汝阴太守。”《魏书·郑羲传》则曰“父晔，不仕。” 《魏书·王慧龙传》又曰，郑晔是宁南将军、虎牢镇都副将王慧龙的功曹，与“不仕”之载自相矛盾。《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则说郑晔是郑羲的祖父。晔生中书博士茂，幼麟为茂第七子。《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有误，当以碑为是。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晔，后魏建威将军” 之载，与碑相合，可知郑晔并非不仕，其为建威将军是可信的。至于汝阴太守，未必是实职。北魏攻克汝阴，在皇兴二年，其时，郑羲已四十三岁。郑羲为郑晔第六子，若以其与父相差三十五岁推论，郑晔其时已七十八岁，即使其时郑晔尚在，以如此年迈之人守边防重地，可能性也甚微，但北朝任有虚职。

《魏书·郑羲传》载，郑羲为西兖州刺史，碑文将“西”字夺去。兖州和西兖州不是一地。兖州治瑕丘，西兖州治定陶，西兖州所辖郡县户数不及兖州的一半，道昭可能嫌小，故又将“西”字去掉。《魏书·郑羲传》载，郑羲在西兖州“多所受纳，政以贿成。而碑曰“德政宽明，化先仁惠，不严之治，穆如清风。耕桑有敬让之高，朝市无鞭戮之刑，即道之美，不专于鲁矣。”这与史书所载，也大相径庭。

碑曰，道昭任司州大中正。《魏书·郑羲传》载，道昭“迁秘书监，荥阳邑中正。” 荥阳邑即荥阳县，属北豫州、荥阳郡。

郑羲出使刘宋，是《郑文公碑》用七十八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情。说郑羲听宋乐哀细而知宋亡，“其若神明。”《魏史》载，郑羲出使刘宋，时在北魏太和二年（478）冬十月，也即刘宋顺帝二年冬十月。顺帝是萧道成谋杀苍梧王另立的傀儡，年仅十岁。顺帝二年九月，萧道成再进位假黄钺，都督全国诸军事，太傅、领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其时，刘宋已名存实亡，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情。碑言郑羲听宋乐而知宋亡，“其若神明”，是故作玄虚、夸大其辞而已。

《郑文公碑》因诸多伪辞谀语而大为失色。碑之名世，赖于字。至于郑羲举秀才的时间，《魏书·郑羲传》曰“弱冠举秀才”，碑文曰“和平中，举秀才”，二者并不矛盾。南北朝承袭魏晋“九品中正”选举制度，因其弊病太多，为补中正之失，九品之外，兼行“秀才”考试，谓之课考。但秀才入仕，必须年满三十，称为“限年制”。“弱冠举秀才”，说的是郑羲二十岁左右就被举为秀才，但年不足三十，所以未能入仕。“和平中，举秀才”，说的是和平年中，郑羲三十七岁，又被举为“秀才”，他“答策高第，擢补中书博士”。因此，郑羲举秀才之载，并非史与碑不合。

“草”字非“妄添”

在《郑文公碑》碑题一节的末尾，有一个“草”字。“草”字何意，令历代人费解。

清包世臣《艺舟双楫》称“《郑文公碑》······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于是有人煞费苦心地寻找“草”下的“篆”字，说“其下石花略似篆字”。有的撰文就这样写上了“草篆”。然，此系造假，“草”字之下根本没有石花似“篆”字。

有人认为“草”为“草稿”之意。但又有人反对，说“草稿”何不改于纸上，而刊于碑上？以立碑这样严肃的大事，何能草率？

刘海粟先生认为碑中“草”字“与碑的全文并非出之一人手笔”，“可能是后人妄添”，“故而这个‘草’字很可能与郑道昭无关”。

“草”字既然如此令人费解，而今出版的一些书籍干脆将“草”字去掉了。

这个“草”字是万万去不得的。

此“草”字非指“草稿”，乃简略、粗糙之意。它是对《郑文公碑》为什么将郑羲的谥号去掉“灵”字的解释，是对郑道昭欺君欺世之罪的开脱。一旦朝廷发觉追查，“草”字会有大用。

此“草”字，上、下气脉极不连贯，字偏左，也不守中线，如千军中一出列的士兵。“草”字僵呆无力，气细脉弱，怯懦拘谨，精神委顿。显然这个“草”字创造的是另外一种意境，与整个碑规整肃穆、大气磅礴形成强烈的反差，产生了异曲同工之妙。仔细品味，才知这个“草”字，只能写小，不能写大；只能写弱，不能写强；只能写歪，不能写正。奥妙无穷，发人深省。

这个“草”字可能是后添的，但不会是“妄添”，而是刻意之作。“草”字不失魏体，不出其时。其时无人敢在刺史碑上妄为。“草”字下尚有十四字空白，如系“妄添”，也不会只添此一字。

由云峰山诸多刻石可知，造碑之后，郑道昭常携僚佐道俗遊云峰赋诗刻字。当是他心生顾忌，令书丹人又添了一个“草”字。

道昭撰文

《郑文公碑》洋洋千言，何人撰文，是历来探讨的重要问题。

最早收录云峰诸山刻石的是宋代赵明诚，他在《金石录》中录云峰刻石七种，说碑为道昭所刊，没有说文为何人所撰。

近年来，学者们对此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认为，“于是故吏主簿东郡程天赐等六十人······铭之玄石，以扬非世之美”这段文字，既言碑为程天赐等人所刊，碑文也当出之程天赐之手，故吏有为府主撰文的习惯，且碑为第三人称。

故吏撰文不无可能，但此语疑点太多。

《郑文公碑》不是一般的德政碑，碑改谥号，是铁铮铮的事实。刊碑的目的，并非只为颂德，而是为了“正名”。除郑道昭外，他人无这样的动机，也无这样的胆量。

篡改谥号是欺君之罪。其时，虽然孝文帝已死，但一旦败露，仍有杀身之祸。这可能是郑道昭不敢将此碑立于荧阳的根本原因，因为荧阳在天子脚下，光州则是远在边陲。尽管如此，道昭也不会无所顾忌。即使是故吏刊碑，故吏撰文，何敢将其真名刊于碑上？

“程天赐”寓有“承天赐”之意，恐非实名。

碑立“天柱”、“云峰”，是“承天赐”刊，“承天赐”文，对于一个信奉道教、虚荣心极强的人来说，将其父捧到“天上”，是极其风光的事情。

碑称程天赐为“东郡主簿”。“东郡”何地？不会是滑台，可能是“东莱郡”，然又少了一个“莱”字，也不确指。郑道昭既篡改“谥号”，那么伪托“程天赐”为刊碑之人，不仅需要，也极可能。为掩人耳目，使用第三人称也就顺理成章。

清人王昶跋郑述祖《夫子庙碑》曾曰：“云峰山郑道昭刻其父德政，而托名于故吏程天赐。”正是缘于此故，王昶未将《郑文公碑》收入他的《金石萃编》。

刘海粟先生不为碑文表面现象所迷惑，他说：“子不为父写第三人称的碑文是常规，说不定郑道昭本人就来个例外，自己撰文挥毫。”

碑文对于郑羲的评价是对孝文帝赐谥诏书的否定，对“文灵”谥号的反驳，除了道昭,不会是别人的声音。

碑称郑羲为“公”与“君”。“公”与“君”是晚辈对长辈的尊称，“恭惟我君”一语，可知撰文之人，是其后人。

《左传·昭公十二年》称探索八卦的古书为“八索”，九州的古志为“九丘”。碑文改作“八素九丘”。《置仙坛诗》省作“丘素”。碑文与《置仙坛诗》相同，均改“索”为“素”。《置仙坛诗》为道昭所作，可证碑文也出自道昭之手。

碑是道昭所刊，文是道昭所撰，只是书丹者却不是道昭。

“程天赐”书丹

《郑文公碑》是云峰诸山刻石的代表作，书丹者何人，是关系著作权的重要问题。

清代包世臣和康有为是最早将郑道昭作为《郑文公碑》书丹者的人。包世臣《艺舟双楫》曰：“以《中明坛》题名、《云峰五言》验之，为中岳先生书无疑。”（17）然，《云峰五言》书风不皆与《郑文公碑》相同。其以《云峰五言》为道昭真迹，而注明“郑公之手书”的《右阙题字》却被其忽视。包氏之论，有失察之误。康有为更不加区别，将云峰刻石四十二种全都归于郑道昭名下。其后，人们多盲从其说。

《右阙题字》下方有同游人补题的“郑公之手书”五字，说明《右阙题字》是郑道昭亲笔。这是云峰刻石中唯一一块注明是郑道昭手书的刻石。大率认为刺史大人不同常人，题字宝贵，故特意注明。这也说明其他题字并非都是出之郑公之手。这是云峰刻石非郑道昭一人之书的确证。

《右阙题字》共十一字，大小不一。“云”、“峰”、“栖”、“息”、“此”五字，写得拘谨乏力，书意诡秘，既不如《九仙之名》圆劲浑厚，也不如《郑文公碑》方正庄重，显然非一人手笔。当然也有未注名的道昭题字，如《山门题字》。

《山门题字》曰：“荧阳郑道昭之山门也於此遊止。”他人不会直呼道昭之名，题字只能出之郑道昭本人，其与《右阙题字》可以共同确立郑道昭书法的艺术风格。

云峰刻石中，也有明显不是郑道昭手书的题字，如《咏飞仙室诗》曰：“郑公乘烟至，道士披霞归”；《当门石坐题字》曰：

“郑公之所当门石坐也。”显然，郑道昭不会自称郑公，题字当出之郑道昭的僚佐。

《郑文公碑》的艺术风格，与《右阙题字》、《山门题字》差别很大，而与《咏飞仙室诗》、《观海童诗》诗文部分相似，说明《郑文公碑》并非郑道昭书丹。

1983年9月至1984年6月，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山东省书协、山东省博物馆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云峰等四山刻石进行了立碑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实地考察。研究认为，《论经书诗》第一、二、四部分及《山门题字》、《云峰之山题字》、《右阙题字》、《观海童诗》首行等十一石，为郑道昭所书。《郑文公碑》和北魏其他刻石，运笔方圆兼施，风格不一。其“郑”、“道”、“昭”、“作”、“云”、“峰”、“山”字与第一组中相同字比较，有明显差异。研究认定这一组字，非郑道昭所书，可能是郑道昭的属吏写的。

那末，这位属吏会是谁呢？

2007年8月22日，在第二届云峰刻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请教于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的赖非先生。赖先生说：“郑文公碑的书丹者是程天赐，程天赐是东莱人。”

赖非先生所言很是，碑文“故吏主簿东郡程天赐等六十人······铭之玄石”，说的不是撰文，也不是刻字，而是“挥毫书丹”。

然这像是一段隐语。前文说过，“程”是“承”字的谐音， 寓《云峰刻石调查与研究》第六章有“承天赐”之义，恐非实名。东郡指东莱郡。刊碑也不会用“六十”人。“六十”是“留世”和“刘氏”的谐音。

主簿一职始于汉，典领文书，办理事务，如现在的政府秘书长加办公室主任。魏晋南北朝时承袭汉置，州、郡、县的主簿均从本籍大族子弟中选举产生。“程天赐”为东莱郡主簿，是从东莱郡的名门望族中选举出来的优秀人才。

东莱涌现出“程天赐”这样的书法大师，并非偶然。东莱有五千年文明。夏代时，少康灭浇于过。商代时，纣王筑沙丘城于过国。春秋时，齐封阴主于三山。降至秦汉，秦始皇、汉武帝、汉宣帝多次巡幸东莱。到北魏时，东莱一直是胶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东莱文化哺育了诸多历史文化名人。西汉时，东莱掖人费直以古字古文治《易经》，刘向、陈元、郑众、马融、郑玄等经学大家皆习其说。东汉时，东莱掖人左伯善书，工八分，与毛弘等擅名于汉末。左伯又精于造纸。“左伯纸”与“仲将墨”、“伯英笔”并称书法三珍。东莱掖人刘毅是汉城阳（今莒县）景王刘章之后。魏末，举为孝廉，辟为司隶都官从事。西晋时，官至司隶校尉、尚书左仆射。刘毅善书，“颇尚风流，亦甚爱书，倾意搜求，及将败，大有所得。” “程天赐”等书家出之这些名门之后是有可能的。

《郑文公碑》的书丹，云峰刻石文化宝库的形成，可能还与一个人有关，此人便是曾任光州刺史的书法家崔挺。

崔挺是齐太公姜尚（又名吕尚）的后裔。《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崔氏出之姜姓。齐丁公吕伋嫡子季子让国于叔乙，食采于崔（今山东章丘西北），遂为崔氏。汉代，崔瑗、崔实是书法大家。北魏时，崔氏为四大姓之一，《魏书》立传的崔氏有十多人，善书者还有崔浩、崔宏、崔光，崔氏传承的是齐文化。

史载崔挺善书，任中书侍郎时，就受敕于长安书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庙碑，功成，赐爵泰昌子。可知，崔挺是当时顶尖的书法大师。太和十九年（494），崔挺出任光州刺史。其在任“威恩并著，风化大行。”景明初年（500）卸任，“老幼泣涕追随。”景明四年（503）卒，“光州故吏闻凶问，莫不悲感，共铸八尺铜像于城东广因寺，起八关斋，追奉冥福，其遗爱若此。”崔挺任光州刺史六年，又兼大中正之职，其在任选举一些英才，为其属吏，属吏师从崔挺学书，都在情理之中。“程天赐”或正是崔挺弟子中的佼佼者。崔挺卒，为崔挺立八尺铜像、起八关斋者不仅仅是崔挺的故吏，更是怀念恩师崔挺的诸位弟子。崔挺卒后七年，郑道昭出任光州刺史，邀请“程天赐”为其书丹了《郑文公碑》。

缺字试补

《论经书诗》长达324字，是《云峰刻石》中另一长篇巨作。《论经书诗》有十四字因刻于石脉而漫漶不清，对照邱学才先生收藏的清代拓本，参考诗意，笔者探讨了一下这些文字。

首句的第四字，旧补作“生”。此字左上有残点，右下有残捺，疑为“迷”。迷津，佛语“迷妄”的境界。《大唐西域记序》：

“廓群疑于性海，启妙觉于迷津。”下句“浮生”一词，出之《庄子·刻意》“其生若浮”，认为人生在世，虚浮无定。“靖觉镜迷津，浮生厌人职”，是说道昭因国运衰败，官场失意，而虚妄迷途。出任光州，安居一方，是道教将其超度到另一个精神世界，使他有了新的追求。这是道昭因理想和抱负破灭，而转入消极人生的真实写照。

第三句的第四字，上有左点和一横划残迹，疑为“道”。“耸志访□（道）遊，云峻期登陟。”言道昭厌倦官职，立志修道，期望能得道成仙。

第五句第五字的残迹与下句的逕字相似，疑为“逕”，小路。

第七句第三字，残迹不可认，按诗意或是“石”字，石逕长满青苔。此句第五字，有残形可认，是个“难”字。“拂衣出州□（逕），缓步入烟域。苔替□（石）逕□（难），巃 星路逼”。是言登云峰山之艰难。

第九句三、四、五字不清。第三字上部左旁残迹似“ ”，下部残迹似“ ”，疑为“ ”。 同休。《玉篇·火部》：“ ，美也；福禄也；庆善也。”此为吉庆之义。第四字上部似竹头，下部不可认。第五字下部残迹似“老”字。《云峰刻石调查与研究》补为“ ”，但上部不似“ ”形，而似竹形，疑为“  ”。“ （kao） （lao）”为一词，是用竹篾或柳条编制的筐、篓之类的盛物器，或是盛三牲祭品所用。“霞旌休 ，凤驾缘虚 ”的“旌”是道教的旌幡；“霞”和“虚”都是指道教；“凤驾”指仙人；“ ”，赤色；“虚 ”是指道教的丹药。左思《蜀都赋》：“丹沙 炽出其坂”。“凤驾缘虚 ”一语，是说神仙因修道炼丹而成仙，道昭加入道教，也是为了学习炼丹之术。此句与下句的“披衿接九贤，合盖高顶极”是对入道仪式的记述。诗称云峰山为“烟域”仙山。这里新建的“白云堂”按照道家礼仪，设旌立幡，焚香鸣磬，行符敕水，请来“九仙”。道昭披上道装，叩拜行礼，加入教门，学习丹术，开始了修仙之道。

第十八句第二字，有残形可认，是“狭”字。上句的“峥嵘非一岩”和“双阙承汉开”，当指天师道和北天师道。“窦□（狭）鸟过亟”等语，是借景喻事，论述道教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

第二十二句第三字，左部残迹似“亡”字，疑为“望”。“迴首眇京关，连川望未即，”是说望不见去京的关隘山川了。

第二十三句“还济河渐□”。第五字，残迹似“ ”，疑为“远”字。济，济水，指荧阳。《水经注卷七·济水》：“济水又东经荥阳县北。” “还济河渐远”，是说远离了家乡。

第二十四句第一字，下部似“東”字残迹，疑为“东”。东来，是指来到东部的光州。

第三十六句的第一字，残迹似“飞”字下部，疑为“飞”字。第二字，《云峰刻石调查与研究》释为“鸟”，但下部残形是一“山”字，疑为“岛”，“飞岛”指周围的山峰。前句“藏名隐仙丘，希言养神直。依微姑射踪，逍遥朱台日”，是对入教学道的记述。“攀石坐危垂，□（飞）□（岛）栖倾侧。谈对洙 滨，清赏妙无色。图外表三玄，经中精十力”，是对谈经论道的记述。诗中的《三玄》即《老子》、《庄子》、《周易》。道昭所论的经书是葛洪据《三玄》改编的《抱朴子》。

第四十四句的第五字，笔者原据残迹补为“地”，欠确。《掖乘》载此字为“石”，可从。瑶，美玉。石，石头。“相翔足终身，谁辨瑶与□（地）。万象自云云，何必挂情忆。”道昭感悟到万物自生自化的“道”，对世上一切都不以为然了。他盘桓于云峰山上，一心去登陟那个可与“九仙”相会的神仙世界。

《论经书诗》是郑道昭论经学道的记载，可见道昭对道教的信仰与崇拜，对神仙的向往与追求。

“九仙”是郑道昭崇拜的偶像。郑道昭举行入道仪式将九仙请到山上。云峰山上的九仙之名，只因一石残缺而不全。其石曰：“赤□子驾麒栖□之山。”考“九仙”之赤松子、王子晋、安期生出之《列仙传》。《列仙传》中还载有“赤须子”“爰憩吴山”。《抱朴子》中也载有赤松子、羡门子、赤须子丹法，此仙或是赤须子，缺字或为“须”和“吴”。

修道炼丹

《抱朴子》曰，扁鹊之药，只能给人去病，不能使人长生。郑君授给葛洪的金丹仙经，载有太清丹法、羡门子丹法、赤松子丹法数十种。其以丹砂、雄黄、雌黄、硝石、云母、空青、硫磺、戎盐等为原料，择避俗祛邪的大山幽谷设炉炼丹，三十六日丹成，或服食三年、二年、一年，或服食百日、十日、三日、一日，便能成仙。同许多道士一样，郑道昭修道也是为了成仙。在云峰山入教修道的第二年，他来到大基山结庐炼丹。

《掖县全志·仙释卷》载：“郑道昭荧阳开封人，明隽博学，为光州刺史，修道寒同山之云峰，又于大基山道士谷结庐。后仙蜕，丹灶棋局，印石宛然。”《齐乘》也载，大基山道士谷是后魏郑文公（按：恭字误）得道之地。

大基山的五仙坛是郑道昭为炼丹而设的，他按“前朱鸟，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方位，取“四神”首字，在大基山四面山峰上分别建了“朱阳台”、“玄灵宫”、“青烟寺”、“白云堂”四处仙坛，又在谷地前岗建了宣明道法的“中明坛”。请四方神灵守护丹炉。

《五仙坛》皆有刻石为记。《三续掖县志·古迹》对五仙坛刻石的位置、文字、建筑均有详细的记载。郑道昭的居所建在先天观大门西，“号曰白云乡青烟里也”。阮元《山左金石记》也记

载,中明冈五仙坛，旧有建筑，今已失传。

在白云堂石壁上刻有郑道昭作的《置仙坛诗》。

“寻日爱丘素，陵日开靖场”。郑道昭开篇明义，说他因为平日爱好黄老学说，所以在大基山设炉炼丹。因此，每天日升就要作法“开靖场”，请诸神守护四方。“神居杳汉眇，接景拂霓裳”一句，使人们见到了一位在中明坛身披道袍，手持拂尘，作法请神的道昭。

炼丹是一项非常庄严、神秘而又细致的工作。从“希微三四子，披霞度仙房”，可知有三四个人日夜守炉操作。从“萧萧步林石，寮寮歌道章”，又知道昭还要经常巡视四方神位，还有许多道士在为炼丹诵经。

虽然诗称“乘雾惜暂暇，遊此无事方”。但炼丹需要三十六日，期间丹火昼夜不熄，需亲躬丹炉。因此，郑道昭与诸道徒在大基山结庐长居。题记载郑道昭“与诸门徒登青阳岭太基山”，诗曰“追文听浅义，门徒森三行”，可知郑道昭作了道长，其门徒可能有数十人之多。此时的郑道昭，不再为儒学的荒废而焦急，不再为官场的失意而愤懑，也不再为其父的谥号而牵挂。他在乡野中获得了自由，在修道中解脱了烦恼。他盘桓在大基山，修道炼丹，悠然自得。“栖盘时自我，岂云蹈行藏”，正是这种心态的充分流露。

《论经书诗》、《飞仙室诗》、《观海童诗》、《置仙坛诗》等诗作，是郑道昭修道求仙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了解郑道昭其人的珍贵资料。这些资料显示，郑道昭不仅是一个道士，还是一位道长，其“修道妄仙”是历史的真实。

刘海粟先生说：“郑道昭显然是崇尚老庄的道教徒，除去做官，便是‘解易’。在他所作的诗中，不断地流露。”郑道昭对于自己修道成仙并不掩饰，因为那时皇帝都信奉道教，大臣修道，

并不为耻。倒是今人不知为什么不肯承认郑道昭是个道士，说郑道昭只是有道家的“思想倾向”而已。

  郑道昭任光州刺史三年，于延昌二年（513），调任青州刺史。从郑道昭《百峰山诗》“久事霞人想”等语来看，他在青州继续过着这种又做官、又修道的生活。

熙平元年（516），道昭任满回京，任秘书监，加平南将军。不久，暴病卒于洛阳晖文里，年约六十一岁。郑道昭暴病而卒，或许与求长生、食丹药有关，因为死于道教丹药的人太多了。

大基山谷因郑道昭曾在此修道，被称为“道士谷”，其子述祖被称为“道士郎君”（27）。云峰山有“石匠于仙人”刻石两块。石匠也成了“仙”，可见其影响之大。与普通道士不同的是，道昭不以道教为职业。他的思想也并非全属道教。他晚年消极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上述所论，只为探求历史的真实与公正，丝毫没有抹煞郑道

昭功绩之意。真实、公正的东西，才是道昭应该得到的东西。

郑道昭一生在政事上并无什么建树。郑道昭的功绩不在政事，在于他为东莱许多名未传世的书法大师提供了一个展示才能的机会，书丹了《郑文公碑》和诸多云峰刻石，营造了北魏书法的艺术宝库，为中华民族留下了艺术瑰宝。

文苑奇珍

《云峰刻石》形成于北魏由盛转衰之时，是东莱文化、齐文化与鲜卑族文化大融合的产物。

北魏道武帝定都平城，设官立制，于天兴四年（401）“集博士儒生，比众文字，义类相从”，改定四万余字。始光二年（424），太武帝因当时文字“随时而作”，“传习多失其真”，而造新字千余，“颁下远近，永为楷式”。孝文帝时，励精图治，推行汉化，禁用鲜卑文字，改习汉语汉字。鲜卑族英勇雄健、粗犷豪迈的文化特色，融入汉文化，出现了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北魏文化。其代表之作是《郑文公碑》。

碑为三角巨石，依山而卧。碑额“荧阳郑文公之碑”七字，三大四小，雄奇悍劲，宽博大方，尽备北碑风韵，又藏千古之谜。一条石脉，或宽或窄，自右向左，倾斜而下，似天河蜿蜒。1243字又如夜空星灿。51行碑文，或长或短，依石而刻，按文分节， 浑然一体，规模宏伟。康有为赞《云峰石刻》“如阿房宫，楼阁绵密。” 我说《郑文公碑》如兵马佣，千军肃立，阵容整齐，异彩纷呈，气象万千。

《郑文公碑》洋洋千言，一气呵成；大气磅礴，神运灵动；法度谨严，字字方正；用笔圆劲，丰满庄重；含蓄高雅，风韵无穷。清人叶昌炽《语石》以其为正书第一，并不过誉。正书源于改隶。汉建初王次仲始以隶字作楷法。“降及三国，锺繇者乃有《贺克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

包世臣论述《郑文公碑》的师承源渊时说：“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见也。”包氏“草篆”之论，系子虚乌有，“草情”之说也属空穴来风。《石鼓》出土于唐代，说碑本于《石鼓》，也是无稽之谈，唯言碑与隶体近，却是对的。

齐、鲁之邦是隶书的发祥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孙畅之尝见青州刺史传弘仆说，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前和外隐为隶书，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余同今书。证之隶自出古，非始于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说明齐是隶书的发源之地，在西周早期，齐国就已经有了隶书，它要比1976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的秦简隶书早650年。（34） 宋《宣和书谱·隶书叙论》也曰，隶书原与篆籀相生，特未行于时。）

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墓出土《六韬》、《孙子兵法》、《尉缭子》、《管子》、《晏子》等西汉残简四千九百余号，其《六  韬》字体多具篆意，又与隶近，其年代在秦末或汉初。《孙子兵法》都是隶书，兼有篆书风韵，为汉朝初年所书。残简所书的内容，皆齐人之作，说明墓主人是齐国人。

经过近千年的演变和进化，至东汉时，隶书登上艺术高峰，

成为一种独领风骚的书体。座落在曲阜孔庙的《礼器》、《乙瑛》、《史晨》被誉为汉隶三大碑，是隶书的代表之作。《郑文公碑》结体方正、笔划圆劲，可见汉碑《史晨》之法度；书势多变，千姿百态，可见汉碑《礼器》之奇趣；书意含蓄，雍容高雅，可见汉碑《乙瑛》之神韵；端正规整、庄重肃穆，秉承三碑之虔情；中锋行笔，圆方兼施，藏锋敛锷，篆意隶韵，尽得三碑之精华。与骠悍粗犷的龙门二十品相比，其规整端庄、含蓄高雅，显示出源渊流长、丰富多彩的齐鲁文化内涵。

被誉为晋隶三大名碑之首的《郛休碑》，刊于泰始六年（270），

 道光十九年（1839）在今莱州城北梁郭镇上泊村出土，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郛休碑》比《郑文公碑》早241年。全文1144字，字体已成方形，呈现正书笔法，是隶书演变为正书的生动体现。《郛休碑》是《郑文公碑》的上承之作。晋《郛休碑》、北魏《郑文公碑》、隋《宇文公刻石》组成东莱书法由隶书到正书演变的文化链。

云峰诸山与郑道昭有关的刻石三十三种，呈现多种艺术风貌，除了“程天赐”和郑道昭，还有东莱其他书家手笔。

大基山《仙坛铭告》字虽不如《郑文公碑》宽博高雅，但也是正书佳品。刻石是为保护五仙坛及其草木而作，可知其时已有损坏。《仙坛铭告》当刻于道昭离任光州之后。铭告为大基山道士所立，但并非道士书丹。从《论经书诗》“此会当十龄，斯观宁心识”一语来看，这些道士文化水平不高，写不出这样好的书法，铭文当是请东莱书家所书。

1965年，德州市出土了《高道悦墓志》、《高道悦夫人李氏墓志》。墓志刻于神龟二年（519），比《郑文公碑》晚八年。墓志虽不如《郑文公碑》宽博大气，却也方正谨严，高雅庄重，与《郑文公碑》写法相同的文字很多，宛如《郑文公碑》之姊妹篇。其与《郑文公碑》有无关系待考，其时道昭已卒三年，不会是道昭所书。

《云峰刻石》有166个别体字，17个简化字。这是北魏创新文字的印记。1983年，国家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与陈叔亮、费心我等书法家考察《郑文公碑》，见到碑中“乱”、“辞”、“继”、“与”、“礼”、“随”等简化字，深有感触地说：“看来，简化字不是吴老这些人（指汉字简化委员会吴玉章等老先生）喝茶水、瞅天棚编出来的，许多字都出之有据”。一千四百年前这种繁荣的文化、创新的文字，成为当今简化汉字、改革文字所借鉴的经验和文本，这是郑道昭与《云峰刻石》另一个重大的贡献。

《云峰刻石》的书法艺术，在郑道昭后人中没有继承。仅仅相隔五十年，述祖刊的《重登云峰山记》和《天柱山铭》，就改正为隶，面目全非了。

东莱人对于《云峰刻石》书法艺术的传承要比郑道昭家族久远。斧山《宇文公德政碑》，《掖县全志》有记载，但不知宇文公为何人，也不知立碑的年代。今考，宇文公即宇文恺，《北史》、《隋书》均有传。宇文恺隋初任光州刺史又改莱州刺史，有政绩，吏民为其立德政碑。颂其“抚育边民，恩同赤子，治方清美，□甚文王之化。”碑文存三十九字，虽然粗糙，仍是正书书体，其“州”、“刺”等字，显见《郑文公碑》遗风，故康有为将其当作了北朝刻石。

（ 此论文载入黄河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的《云峰刻石研究》

 2004年9月-2007年1２月撰于问古斋